古籍撷英｜兼爱非攻：《墨子》的中国式务实理想主义

古籍撷英，含英咀华。

在中国浩瀚的思想长河中，《墨子》常被遮蔽在《论语》的温润、《道德经》的玄远、《孙子》的谋略之后。然而，墨子和他的弟子所传承下来的这部思想巨著，却是一部中国古代少有的“硬核现实主义”之书，也是一部理想主义与功利主义交织的哲学实践指南。

在当今这个理性与情感交织、秩序与正义博弈的时代，我们为何要重读《墨子》？因为墨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与我们今日社会仍密切相关的问题：战争是否正义？技术该为谁服务？权力如何自限？人与人应当怎样相处？——《墨子》，不仅是战国的思想武器，更是今日的精神补给。

兼爱非攻：战乱中喊出的正义宣言

很多朋友读过鲁迅先生的《故事新编·非攻》，该故事根据墨子“止楚伐宋”的故事演绎而成。发人深思的是，墨子在制止了公输般为楚国造云梯攻打宋国的计划动身回家时，“一进宋国界，就被搜检了两回；走近都城，又遇到募捐救国队，募去了破包袱；到得南关外，又遭着大雨，到城门下想避避雨，被两个执戈的巡兵赶开了，淋得一身湿，从此鼻子塞了十多天”。

这一滑稽场景就像一个预言：在礼崩乐坏的战国时代，墨子逆势而行，提出“兼相爱，交相利”的兼爱思想，主张无差别地关爱他人——不仅爱亲人，也要爱陌生人，甚至敌国百姓，这不啻痴人说梦。

这在当时，是一种几近“离经叛道”的理论。在《墨子·兼爱》中，墨子说：“藉为人之国，若为其国，夫谁独举其国，以攻人之国者哉？……”墨子认为如果人人都相亲相爱，国与国之间就不会相互攻伐，家族之间就没有相互侵扰，盗贼没有了，君臣父子间都能孝敬慈爱，天下也就治理了。

这种理念，在今天听来近似博爱、利他主义，甚至与某些西方人道主义哲学相类似。但与抽象理想不同，墨子的兼爱是“务实的爱”——他强调“交相利”，不是空谈情感，而是提倡基于互利共存的道德秩序。

与此同时，“非攻”思想更为激进。在《墨子·非攻》中，墨子激烈反对发动战争，甚至不惜亲自带弟子为小国防御大国的入侵。他认为，战争的发起者是不义的，而技术、才智应服务于和平与人民，而非掠夺与征服。

在今天全球安全形势不稳定的背景下，墨子的“非攻”思想再次被赋予新的意义——战争的代价远大于胜利的荣耀，而和平的底线，不应被轻易跨越。

尚贤尚同：草根出身者的体制观

墨子的阶层出身是工匠，他打破了“士大夫”的传统进取路径，其思想天然带有反精英主义的色彩。他主张“尚贤”——不问门第、不论出身，只要有才德，就应被任用。

在《墨子·尚贤》中他说：“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这在当时的等级社会中，几乎是一场平民的理想革命。

更进一步，墨子提出“尚同”——即上下一致的政治协调机制。他希望通过集体意志的统一来实现社会的稳定。“上同于天，民同于上”虽有浓厚的中央集权色彩，但本质在于避免分裂和混乱，追求一种效率导向的政治结构。

在现代职场与组织管理中，这种机制近似于“集权—执行一体化”模型，在快速应对危机与达成共识方面，具备相当的现代价值。

节用节葬：从克己到公益的理性思维

如果说孔子是“礼”的捍卫者，老子是“无为”的倡导者，那么墨子则是“节”的推崇者。他在《墨子·节用》《节葬》等篇章中猛烈抨击奢侈浪费，尤其反对厚葬风俗、无用工程。

例如，他批判贵族厚葬“辍民之事，靡民之财”，导致贫者破家，富者财空。主张丧礼适可而止，将有限资源用于养生育人和社会公益事业。

这种理性经济观在今天依然具有镜鉴意义。在倡导“绿色节约”“简约生活”的新时代语境下，墨子的“节用”不仅是一种个人美德，更是一种集体理性。

从国家政策到家庭开支，从个人消费到殡葬改革，墨子所提倡的“节”，不只是对物的节制，更是一种对“虚荣”与“形式”的抵抗，是一种对“人”的福祉的坚守。

天志明鬼：实用主义的宗教观

最具争议性的莫过于墨子的“天志”与“明鬼”理论。他坚信天意存在，主张人应顺应天意而行善，同时认为鬼神存在，能赏善罚恶。

这在很多现代人看来，是迷信。但细读不难发现，墨子的“天志”并非宗教崇拜，而是一种道德警示机制。他试图借“鬼神”之力，增强人们的道德约束力。在那个缺乏统一法制的时代，墨子以“天志明鬼”为社会稳定架设了“虚拟法庭”。

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古代中国的“超自然监督机制”——一种通过信仰框架提升公共道德的尝试。

非乐非命：理性反思与反抗精神的表征

儒家尊礼乐，墨子却反对“乐”。在《非乐》中，他批评宫廷音乐耗费巨大，费财伤民，无益于国家。他对“乐”的反对，不是反人类精神娱乐，而是反奢侈的特权文化。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非命》篇中，他坚决反对宿命论。墨子不相信人的命运是由天决定的，他强调人能弘道，命运是可以通过行为改变的。

这恰恰体现了墨家强烈的进取精神：不信命、不等靠，要靠理性、行动和努力改变世界。

结语：一个工匠的思想帝国

墨子不是贵族，也不是宫廷学者，他是一个工匠出身的思想家。正因为如此，他的思想如此贴近社会底层，如此务实，又如此热烈。

两千多年前，他带领弟子翻山越岭，只为劝阻一场战争；两千多年后，《墨子》依旧是一部“可操作的理想主义说明书”。

在今天这个“道德想象力”逐渐式微的时代，也许我们更该重新读一读《墨子》。不仅为了理解中国古代的哲学，更为了建设一个更公平、更和平、更有希望的世界。

（大众新闻记者 武宗义 出镜主持 刘慧娟）